恐龍大法官判虐童致死15年？吸毒後殺人可無罪？【JoJo TV瞄芝士】
台灣恐龍大法官判虐童致死15年？吸毒後殺人可無罪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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虐童致死15年？吸毒後殺人可無罪？
最近我們看新聞經常看到一些讓人不理解的判案，台灣的法官經常被人說是「恐龍法官」，但這些是台灣法治獨有的問題，還是在其他國家同樣存在的呢？
最近看到台灣的兩件案子民眾爭論不休，一件就是虐童致死只判15年，另一件是吸毒殺母無罪釋放。
我們先看看最近讓人十分關注的虐童致死案件，只要有過小孩的人都無法忍受這種虐童行為，可是台中地院一虐童致死、遺棄致死罪判處男童父親15年、母親8年4個月有期徒刑。
虐殺兒童無悔意，重判只有15年？相信這個判決讓很多人都感覺有些不解，那中華民國法律是怎樣規定的呢？
2019年台灣立院三讀通過 決定凌虐兒童致死最高處以無期徒刑 。法律原文這麼寫的：「『對於未滿18歲之人，施以凌虐或以他法足以妨害其身心之健全或發育者，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。因而致人於死者，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；致重傷者，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。』
『若是意圖營利，可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得併科300萬元以下罰金。因而致人於死者，處無期徒刑或12年以上有期徒刑；致重傷者，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。』」
既然法律上可以判更高那為何重判也只有15年呢？
我們就看看其他國家的相近案例吧：
在中國大陸 虐待兒童或家人致死的最高7年有期徒刑，聽起來台灣15年真的是重判了呢。
再看看日本，一名狠心父親因長期以殘暴手法，虐待當時10歲女兒致死，遭檢方具體求刑18年，千葉地方法院罕見重判被告16年，相較其他類似虐童判決都來得重。貌似對於虐童致死15年的判刑真的算重判了。
那這樣的話就會產生一個疑問，為什麼一般殺人可以判無期或死刑，而虐童致死就這麼低的判刑呢？虐待致死不是比謀殺還殘忍嗎？受害者還要受到更多的痛苦和恐懼，就像斬首與凌遲，哪個才更可怕？
原來在法律上，虐待致死的判刑是動機考量的問題，父母殺死小孩，如果具有殺人的意圖，那麼就構成故意殺人罪。但是，如果是在虐待時導致了死亡的案件中，雖然有虐待的意圖，但沒有殺人的意圖。比如，想關在地下室教訓一下孩子，但是疏忽大意導致了孩子在地下室悶死。在這種情況下，不適用故意殺人罪。
那我們說回台灣的這個案件，25歲爸爸虐待自己的2歲兒子將近2個月，還在小孩被打傷或昏迷後，自己在網路上查詢急救方法，就是不帶男童到醫院，還用扭曲的衣架，甚至用一把家用藍色吹風機作為虐待工具，爸媽凌虐2歲男童致死。不只拿綁氣球的棉繩，還拿衣架打小孩，甚至還用吹風機，熱燙的風導致孩子臉和胸口燙傷，將孩子的頭打到顱骨凹陷，送醫時血還從鼻子流出。但所有虐待過程，夫妻二人一直想要掩蓋。靠網路上搜尋的救人方法，治療兒子的傷，規避去醫院就診，傷好了再繼續打，將孩子的生命一點一滴摧殘至盡。
這樣的情節也不算殺人？這簡直是凌遲了吧。
接下來我們看看美國，2002年7月19歲的新墨西哥州年輕媽媽斯蒂芬妮，與21歲的丈夫安迪播通了急救中心的電話，說他們的女兒從椅子上摔下求救。不過醫院的報告指出，布里安娜死於顱腦損傷，頭部曾遭到鈍器傷害，導致大腦硬膜下血腫，視神經遭到破壞，全身上下幾乎都存在著新舊瘀傷，13處人為咬傷，兩根肋骨骨折，大腿骨折，左臂骨折，肛門撕裂傷（人為強行擴張大約3釐米），生殖器撕裂傷等等。警方有充足的理由懷疑這個可憐的孩子曾長期遭受非人的家庭暴力，他們逮捕了三名嫌疑人——布里安娜的母親斯蒂芬妮、父親安迪、叔叔斯蒂文。
新墨西哥州法院判處冷眼旁觀的母親斯蒂芬妮27年有期徒刑，施虐的父親安迪57年有期徒刑，幫凶斯蒂文51年有期徒刑，祖父母以及舅舅因知情不報各被判處30天拘留，虐待兒童導致死亡的算一級重罪，最低刑期30年起步，這樣看15年在美國還達不到起步標準。
英國雪菲爾（Sheffield）一名20歲男子，5個月來多次對1歲10個月大的繼女施暴，甚至徒手折斷女童胳膊，女童最後在大面積腦出血下死亡。這名繼父遭法院判決終身監禁。
是亞洲的孩子生命價值低嗎？兒童本身就沒有自保能力，應該要有比成人更嚴厲的刑罰來阻嚇這類行為。還有這些虐童案件多數有一個特性，就是這些孩子的父母通常都非常年輕。年輕人缺乏耐性，甚至可能自己都在反叛期，對自己的孩子常常疏忽照顧。所以應該讓社工多加注意這些家庭，以免悲劇重演。
而另一案件更加叫人費解，就是吸毒後殺死自己母親的人二審竟然判無罪？
真的嗎？吸毒殺人竟然會無罪？這也讓我感到十分驚訝。吸毒有罪，殺人也有罪，可是吸毒後無意識殺人竟然無罪？
四月間嘉義地院對火車上殺警案宣判無罪，前幾天台高院就弒母案合議庭也宣判凶嫌無罪。兩個案件相似之處是都用刑法第十九條的做出判決，不同的是殺警案凶嫌原已有精神疾病，法庭適用第一項不罰判無罪後又裁處強制就醫（監護）五年。而第二案中凶嫌並未患有精神疾病，祇因吸毒無辨識能力判罪後，無病可醫，也就沒強制監護，引起一般民眾的驚慌！
事實上，台灣刑法第十九條列有第三項：「前二項（指無辨識能力的無罪及辨識能力顯低的減輕其刑）規定，於因故意或過失自行招致者，不適用之。」也就是說，「自行招致」者不能無罪也不能減刑。但是「自行招致者」有廣義及狹義的解釋，如採廣義，吸毒是故意或過失，因吸毒而殺人者無罪或減刑的規定都不適用，按一般殺人（刑法二七一條）或傷害致死（刑法二七六條）科刑。如採狹義說，在吸毒之前要有殺人之故意或過失，然後吸毒，最後再殺人，才可適用不罰或減刑之規定。台高院合議庭顯然採狹義說。一般人士則採廣義說。
在一般民眾認為，酗酒、吸毒或其他使自己身陷無辨識能力或顯低辨識能力的行為，都屬非法無保護的必要，殺人或傷害致死依情節適用刑法論罪科刑即可，否則吸食毒品殺人反而無罪，社會豈不大亂？
同樣我們來看看日本，橫濱地方法院對一起智能障礙安養機構命案做出判決，被控殺害19名智能障礙者、並斬傷其他26人的被告植松聖，他辯護律師雖然提出「長期吸食大麻導致類似精神病症狀」來抗辯，希望被告獲得減刑甚至無罪判決，但未被法官採信。這起「平成年間死傷最慘重殺人事件」的被告植松聖，最後仍被判處死刑。
美國男子被指同一位朋友吸食毒品後與之發生性關係，隨後因過失將朋友殺害，事後死者屍體被藏於未通電的冰箱。最後被判處28年有期徒刑。
在香港，英藉銀行家JUTTING Rurik George Caton涉於2014年在灣仔嘉薈軒吸毒後殺害兩名印尼女子案，經過兩星期在高院審訊，陪審團退庭商議六小時，一致裁定被告兩項謀殺罪成。
法官司徒冕在判刑時指，被告的道德被藥物、性及酒精蠺食，又指本案是本港其中一單案情最恐怖的案件，形容被告是極度危險人物，依例判他終身監禁。
澳洲男子吸毒後認為自己是耶穌，先用枕頭悶、用運動褲勒，然後持剪刀刺女友，確保其死亡，手段殘忍至極。
在墨爾本，33歲的西亞·斯圖爾特(Shea Sturt)在家中因吸食了大麻，精神紊亂，產生幻覺，用剪刀捅了護士女友五次。
幾小時後，斯圖爾特逐漸恢復了清醒意識，報了警，自首。
斯圖爾特十分後悔，被捕後，對自己所犯下的罪行供認不諱，最終在維多利亞最高法院，被判22年有期徒刑。
好 我們看了大部分國家的類似案件，都認為吸毒後犯案依然有罪，沒有殺人意圖，受到藥物影響最多只會減刑，絕對不會無罪，就連過失殺人都不可能無罪。
而吸毒是個人選擇，與精神疾病應該區分，有病需要的是治療而不是懲罰，但是吸毒並不是疾病。
但是台灣的法治重大問題在於沒有「陪審團制度」，而是採用「國民法官制度」。
「國民參審制度」允許素人影響判決之，也具有對素人進行法治教育的用意，可謂司法界與民間的雙向交流。其實說白了就是讓普通人接受一些法律知識後，與專業法官一同判案。
令人好奇的是，短時間內提升法律素養之後，就能當一位好法官嗎？而且這樣一來，法官的權利就會變得過大，業餘的怎麼可能質疑專業的判決呢？
而陪審團就不同，陪審團代表著人情，在法律中加入了陪審團，可以更多考慮到更多普通人對案件的感受，從而影響整個判決，而法官只是引導陪審團做出判決，也就限縮了法官的權利。
這樣法官的權利與壓力都不會過大，也杜絕了行賄的可能，收買一兩個法官容易，可是要收買整個陪審團難度有多大，重大案件時可以保證判案的公正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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